被指歧视亚裔  哈佛招生:金钱和门路更重要?

  11月初,美国哈佛大学招生涉嫌歧视亚裔一案的审理进入尾声。该案自10月15日在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以来,引发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几乎成了一场哈佛大学招生揭秘会,让人们得以一窥美国顶尖大学神秘的招生过程。根据庭审公开的资料,哈佛大学的确对亚裔设置了更高的分数门槛,金钱和门路在该校招生环节中扮演的角色也比人们想象中的更重要。

  招生涉及200个变量

  11月2日,“学生公平入学”(SFFA)组织诉哈佛大学招生涉嫌歧视亚裔案的庭审进入第三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10月29日,8名哈佛大学现在和曾经的学生作为证人出庭,以证明校园种族多元化政策的利弊。此前,刚卸任不久的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鲁·福斯特亦被传唤出庭备询。

  与本案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哈佛大学每年究竟是如何从超过4万份申请中筛选出2000个录取名额的?

  哈佛大学在庭审中展示了评估一名申请人的各种因素:学习成绩、考试分数、意向专业、个性评分、族裔、家庭背景、地理位置等。哈佛大学在庭审前提交的一次入学数据显示,这些变量多达近200个。哈佛将申请人分为14个不同类别,并给每人评出1至6的等级,1代表录取概率最高,6则意味着不可能被录取。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这些评级依据“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分数等客观指标,也包括个性评分,如性格特征、面试感受等主观判断,而这恰恰是SFFA质疑的。原告律师亚当·莫塔拉指出,在诸如勇气、可爱等个性评估方面,哈佛给亚裔生打出的分数较其他族裔低得多,这是“让种族偏见的狼从前门进入”。

  对此,已在哈佛大学担任招生主任30年的威廉·菲斯蒙斯在法庭上解释称,他们的工作就是确保这些因素以公平的方式发挥作用。例如,一名来自越南的学生考试成绩只属中等,但同样被录取,原因在于他表现出了“富有感染力的快乐个性”。另一位被录取的学生分数也不高,但她曾在一个管弦乐团担任第一小提琴手,并担任过学生会主席,老师们评价她是一个“谈吐得体、雄心勃勃、幽默风趣的人”。

  法庭文件和庭审证词还揭示了哈佛大学招生的一些特别渠道,如“额外考虑”提高了申请人的录取概率,“院长关注名单”是有势力的申请人的花名册,“Z名单”则是学业一般的学生通往哈佛的一种后门。据《新西兰先驱报》网站报道,在“Z名单”上的申请者仅需延期入学一年即可进入哈佛,坊间传闻奥巴马的女儿玛丽亚·奥巴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入学的。

  亚裔分数门槛最高

  庭审证实,哈佛大学在招生中确实对亚裔提出了更高的分数要求。菲斯蒙斯在作证时承认,亚裔生需要更高的分数才能被录取。非裔、印第安人和西裔美国高中生,凭借约1100分的SAT分数(总分1600)就可以收到预录取函,而亚裔美国人往往需要比前者高出约250分(女生1350分,男生1380分)的成绩,才能收到预录取函。

  原告律师约翰·洪斯称:“这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菲斯蒙斯反驳称,校方瞄准某些群体是为了“打破循环”,以吸引那些通常不考虑申请藤校的人。他举例称,某年哈佛曾以1310分为标准线录取了人口稀少地区的白人学生,但并未以这个分数录取同一地区的亚裔。

  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从1990年至2011年,美国亚裔应届高中毕业生数量从40万增加到80万左右,在加州理工学院这样完全没有种族配额的高校,亚裔学生数量从1990年的20%增加到2011年的40%左右,但在哈佛和耶鲁,这一比例从20%下降到15%至17%。

  哈佛大学一份2013年的内部研究也显示,加上学术之外的因素,例如“父母是否为校友”“是否喜爱及擅长运动”等之后,亚裔是该校录取比例下降的唯一群体。但菲斯蒙斯否认这是对亚裔的“惩罚”,强调个性评估只是哈佛“全面评估”的一部分。被告律师威廉·李也否认歧视指控,称录取中的种族配额政策只能帮助有潜力的学生,因为校方从不认为申请人的族裔是负面因素。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哈佛招生办资深副主任罗杰·班克斯在作证时表示,招生人员通常并不知道申请人的细分族裔。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10月29日出庭作证的哈佛学生均支持在招生中考虑族裔因素。2016届非裔校友、去年获哈佛教育硕士的莎拉·弗朗西斯·科尔说,如果招生人员不考虑种族因素,自己可能无法申请哈佛。“不考虑种族的招生政策是种‘抹拭行为’,试图看不见我的种族,就是不去看我。”她说。该案庭审证人之一、哈佛大学越南裔大四学生Thang Diep表示,自己支持各种形式的多元化,亚裔确实面临对有色人种的偏见。

  美国社会中不乏质疑SFFA的声音。《纽约时报》刊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我不认同这起诉讼,我认为这是一项‘假旗行动’,其真实目的是废除针对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的平权行动。”

  “这是个肮脏的小秘密”

  SFFA的律师提交给法庭的资料中,包括多份哈佛大学内部文件。这些文件显示,金钱和门路在招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比人们想象中大得多。

  如,文件中包括2013年时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大卫·埃尔伍德发给菲斯蒙斯的一封电子邮件,信中对菲斯蒙斯招收重要捐款人的子女表示感激:“你再次创造了奇迹,你招收的学生让我非常开心。这次招生是巨大的胜利……你是我的英雄。”据CNN报道,这名捐款人承诺出资为肯尼迪政府学院兴建一座大楼,并设立奖学金。

  在2014年的一封电子邮件里,一个网球教练感谢哈佛大学为一名学生“铺上红地毯”,因为该教练向哈佛捐赠了110万美元。

  哈佛大学教授拉杰·切堤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哈佛只有3%的学生来自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而50%的学生来自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纽约时报》也指出,总的来说,来自顶端的孩子上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性,是社会底端孩子的77倍。

  原告出示的邮件还反映出,哈佛设有入学名单,优先考虑捐款者、专家、运动员或本校教职员的子女。据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网站报道,原告律师吉纳维芙·托雷斯引述调查称,2017年超过30%哈佛新生的父母都是校友,其中绝大多数是白人。《纽约时报》表示,在2011年至2017年间,申请哈佛的校友子女中有33.6%被录取,而在非校友子女的申请人中,这个比例是5.9%。

  哈佛内部电子邮件暗示,一些捐赠者的子女即使表现很糟糕,也会被录取。《纽约时报》报道称,对一些精英大学来说,如果普通申请者的录取率是20%的话,校友子女申请者被录取的概率上升为65%。该报援引普林斯顿大学2004年的一项研究结果称,顶尖大学的校友子女身份相当于给他们的SAT考试成绩加了160分(SAT满分是1600)。

  但菲斯蒙斯断然否认这些指控。他说他们也许会制定“院长名单”(这些名单列出了有特殊利益的学生),但名单上的人仍然会经过录取委员会的审查。该委员会有40个人。

  菲斯蒙斯称,哈佛并没有隐瞒他们考虑的因素,那些因素都会在招生材料中被提及,比如校友传承等。他表示:“为了提供奖学金,我们需要获得必要的资源,这对于长远维持学校的实力非常重要。”

  “我们进步人士崇尚机会、平等主义和多样性。然而,这是我们的一个肮脏的小秘密:美国一些最自由的堡垒,依赖于一种特权继承制度,它以牺牲几乎所有人的利益为代价,成全富裕的白人。”《纽约时报》如是抨击哈佛的“校友子女偏好”。

  《纽约时报》哀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这样对校友子女赤裸裸的照顾做法,但在号称‘人人平等’的美国,这一体系是正式的成系统的存在。”

  (摘自《青年参考》2018年11月07日10版)

  《青年参考》特约撰稿 肖静怡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为创新勇于试错!德媒:应学习中国人“摸石头过河”的精神

  德中经济联合会顾问委员会主席施密茨(右一)正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德国之声网站报道截图

  中国日报网11月20日消息,专利的数量往往能够反映一家公司,以及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近年来,中国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以及在高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进步令世人瞩目。德国商界人士表示,这其中蕴含许多合作共赢的机会。

  据德国之声网站11月19日报道,中国希望到2050年成为关键行业的技术领导者。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充分发挥其创新能力。这个亚洲巨人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大步迈进。

  文章称,抄袭别人的技术在中国已经成为历史,中国逐渐摆脱“山寨”标签。自2011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2016年,中国专利的申请数量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的总和。

  华为和中兴两家中国企业雄踞专利申请榜前两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官网截图

  携手创新实现共赢

  在15日召开的德中经济合作研讨会上,德中经济联合会顾问委员会主席安德烈亚斯·施密茨(Andreas Schmitz)非常明确地指出,“德中两国的经济紧密契合,因此,德国经济的好坏,如今也与中国经济的景气程度密切相关。”

  科隆商会主席维尔纳·格约尔格(Werner G rg)也表示,在当前的全球贸易环境、产业链分工之下,德中两国之间有着非常广阔的合作机会,其中也包括以往两国尚未展开合作的领域,比如创新。

  德国科思创可持续发展部门主任韩思乐博士(Dr. Christian Haessler)对此表示认同,他曾经担任这间脱胎于德国拜尔集团的高科技企业的聚合物研发中心负责人,该研发中心就位于上海。他介绍说,中国在创新领域已经大步追赶,过去,我们看到很多技术从德国转移到中国,“但现在,我们有了一支同样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国团队”。

  韩思乐认为,德国和中国不应被视为研发领域的竞争对手,而应以一种完美的方式互补,把两个国家的优势结合起来非常重要。他指出,德国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科技国家”,拥有为工业服务的现代基础设施,而中国则“快速,灵活,务实”。

  中国从模仿者到创新者的道路。 德国之声网站报道截图

  合作是可行的。中国延锋汽车内饰(Yanfeng Automotive Interiors)于2018年初在德国诺伊斯(Neuss)创建了一家创新中心。该中心的负责人赵彦明(音)说,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创新中心所在地)提供了有利的研究环境,公司能够充分利用附近研究所和大学的人才。

  赵彦明说,她的团队成员都是德国人。“我们立志成为世界领先的汽车内饰供应商。”她补充称,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服务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德国在材料科学领域仍处于领先地位。

  延锋内饰专注于面向未来的汽车内饰,另一家中国企业蔚来汽车(NIO)希望打造未来的汽车。它的研究重点是自动驾驶,这家仅有4年历史的初创公司希望利用硅谷的技术、慕尼黑的设计和中国的资金,向特斯拉发起挑战。

  蔚来汽车公关主管Philipp Kemmler-Erdmannsdorffer说:“在中国,我们有更多的试验和测试条件,”他说,这意味着创新会得到更大的推动。“我们使用这种方法来获得合适的车辆材料和各种数字解决方案。”

  “鼓励把技术交给中国人”

  德国电力能源企业Orcan的首席财政官沃尔夫冈·布兰德(Wolfgang Brand)认为,德国企业之所以无须担心技术流失,是因为中国科学家以及工程师本身就具备相当强的创新能力。即便是从德国这边流入中国的技术,他们一旦吸收之后,很快就能在其基础之上研发出更好的技术,整个公司受益匪浅。他强调,德国研发人员不仅仅应该向中国同行学习这些再开发技术, “也应该学习他们勇于试错的工作模式:当遇到一条小河时,德国工程师往往花费几个月时间规划、设计、建造一座小桥,而中国工程师早已卷起裤腿、摸着石头过了河。”

  科思创的韩思乐说,科思创非但不担心德国企业的技术流失,相反还鼓励在创新研发合作时,让技术在德中之间互相流动,“这也是因为,今后会有很多重要的新技术由中国那边的人才首先研发出来。”

  韩思乐表示,该公司在上海的研发部门,每年都有3%到5%的研发人员离职。不过,他并不担心这会导致重要技术流入竞争对手之手,“一方面,我们拥有专利保护、竞业限制等法律手段;另一方面,许多离职的员工其实去了我们的上游或者下游企业,他们了解我们的技术,反而更好地方便我们与产业链上下游衔接。”

  保护创新

  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取得突破,新技术都必须得到保护。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不仅激增,专利侵权诉讼也越来越多。据律师托马斯·埃舍尔(Thomas Escher)说,99%的诉讼都涉及中国公司之间的纠纷,这表明中国公司对国内司法系统有信心。

  中国政府今年2月首次明确提出“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国家战略理念。意在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热情,不断增强中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实现向高质量发展的跨越。

  过去10年间,中国一直将创新视为重要的目标之一。这让中国企业提交的中国专利申请数量不断增长,成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基础。

  (本文原题为《【中国那些事儿】为创新勇于试错!德媒:应学习中国人“摸石头过河”的精神》)

  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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